要了解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区别，首先要知道古体诗和近体诗发展历程及概念。

　　一、古体诗的概念：

　　古体诗是与“近体”相对而言的诗体。近体诗形成以前，除楚辞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裁，也称古诗、古风。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，形式比较自由，不受格律的束缚。不拘对仗、平仄。押韵宽，除七言的柏梁体句句押韵外，一般都是隔句押韵,韵脚可平可仄，亦可换韵。篇幅长短不限。句子可以整齐划一为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体，也可杂用长短句，随意变化，为杂言体。

　　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，简称“五古”、“七古”。杂言有一字至十字以上，一般为三、四、五、七言相杂，而以七言为主，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。汉魏以来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，有歌、行、曲、辞等。唐人摹仿前代乐府而作，有沿用乐府古题的如李白《蜀道路难》，有即事名篇另立新题的如杜甫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、白居易《新乐府》,都已不合乐，实属古体诗范围。另外,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，或称“古绝句”，唐时也有作者，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，也属古体诗一种。

　　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。南北朝后期有一部分诗作开始讲求声律、对偶，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,是古体到近体间的过渡形式,或称“新体诗”。

　　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，如王勃《滕王阁》为古体诗,但它平仄合律,全篇八句，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、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。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，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。如王维、李颀、王昌龄、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、律联。歌行体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等名篇中，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。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，多用拗句,间或散文化,李白、杜甫、韩愈等均有所创造。后来明、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。清代王士□更认为古诗有平仄，于是赵执信、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。他们的研究，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、近体声律不无贡献，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，因此颇有牵强，以至被讥为“不见以为秘诀，见之则无用”

　　二、近体诗的概念：

　　近体诗从句式上说有五言、七言之分；从篇幅上说有律诗、绝句两种。律诗分五律、七律两种。全诗共四联，头两句叫首联，三、四句叫颔联，五、六句叫颈联，七、八句叫尾联。中间两联要求对仗。二、四、六、八句尾要押韵，通常押平声韵。

　　近体诗，又叫今体诗(“近”和“今”都是就唐代而言的)，讲求严格的格律。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:一是句数、字数有规定；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；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；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，即名词对名词，动词对动词，形容词对形容词等。

　　近体诗分两大类:(1)律诗，由八句组成，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，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。(2)绝句，由四句组成，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，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。

　　三、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区别：

　　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区别1：古体诗每首的句数可多可少；近体诗每首有定句，规定绝句只有四句，律诗只有八句。排律师句以上，另作别论。

　　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区别2： 古体诗的字数不定，有四言的、有五言的、有六言的、有七言的、也有杂言的；近体诗句有定字，流行的只有五言的和七言的两种，不得任意增减。

　　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区别3：古体诗用韵不严，它的韵脚可平可仄，中间可换韵；近体诗有严格的韵律，一般要押平声韵，一韵到底，不得换韵。

　　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区别4：古体诗对韵的平仄，要求极宽；近体诗对字的平仄，大多数有严格的要求。

　　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区别5：古体诗不要求对仗；近体诗除绝句外，则要求按规定的位置对仗。

　　另外，古体诗和近体诗还有以下几个小点的区别

　　1、近体诗用韵甚严，无论绝句、律诗、排律，必须一韵到底。出韵（又称“落韵”）是近体诗的大忌。

　　2、近体诗以平韵为正例，用仄韵的绝句与律诗非常罕见。仄云律诗很象古风，往往也可认为“入律的古风”，因为近体诗毕竟是以平韵为主的。

　　3、五律和七律之外，偶然又有些六言律诗，同五七言三韵小律一样，都是很罕见的形式。

　　四、补充：新诗的特点

　　中国新诗是随着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。把“五四”以后的诗歌视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独立阶段和特殊部分，称之为新诗，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属于现代，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，是现代意义上的诗歌，这也就是新诗之所以新的所在。就其主流而言，新诗的特征主要为：

　　（一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和一个纵队，在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启蒙下，它是以现代的民主主义、社会主义思潮为思想基础的，集中表现了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命运、民族命运的关注，并在创作主体的个性、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上，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加强。

　　（二）以改变诗歌语言为突破口，以白话为武器，经历了真正的“诗界革命”，而与旧传统决裂，有意识地摆脱古典诗词的严整格律，终于实现了“诗体的大解放”，“从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” 从而形成了完全独立于传统的诗词之外的崭新诗歌形式，并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新传统。

　　（三）新诗既以旧诗为革命对象，则自必以引进外来形式为诗体模式，我们的新诗在‘五四’时代基本上是从外国诗（主要是英国诗）借来音律形式的”（朱光潜《新诗从旧诗学习得些什么》，因而它乃是‘累积了几百年世界进步文学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”，在中国诗歌流变史上，是“截然异质的突起的飞跃”。这样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断接受外来影响并溶化自己民族风格中，以致在语言铸造和诗艺运营上，愈来愈与外国诗歌趋同，逐渐增加了它的世界性色彩。

　　（四）新诗诚然完成了旧传统的打破和新传统的建立；但打破或者叫决裂，并不意味着割断，而只能是扬弃与吸收、批判与继承，也就是推陈出新。不推陈便不能出新，而没有可推之陈也便没有可出之新。每一时代的新诗歌，总是在民歌和前代诗歌基础上，吸取其他民族的新因素而生发创造出来，但它的根须却必然深深扎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土壤中。

　　人所共知，胡适是新诗最早的开拓者，从1915-1916年就着手白话诗的试验，一开始就朝着打破旧诗词最顽固的语言形式移桔的方向冲击：“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，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”。他主张：诗要“合乎语言的自然”，“话怎么说，诗就怎么写”，他曾说：“诗歌革命自何始，要须作诗如作文”，他把这种“诗探索”叫作诗的“尝试”，并概括为“诗体的大解水’（《谈新诗））。